译文

贞观初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君主的法则，必须首先存活百姓。如果损害百姓来奉养自，那就好比是割大上的来填饱肚，肚填饱了，人也就死了。如果要想安定天下，必须先端正自，绝不会有端正了而影弯曲，上治理好了而下边发生动的事。我常想能伤的并不是外的东西，而都是由于自追求耳目鼻之好才酿成灾祸。如一味讲究吃喝，沉溺于音乐女，望越多，损害也就越大，既妨碍政事，又扰害百姓。如果再说一些不合事理的话来，就更会得人心涣散，怨言四起，众叛亲离。每当我想到这些，就不敢放纵取乐贪图安逸。”谏议大夫魏徵对答说：“古代圣明的君主，也都是先就近从自手，才能远而推及一切事。过去楚庄王聘用詹何，问他治理好国家的要领，詹何却用加自修养的方法来回答。楚庄王再问他治理国家该怎么办，詹何说：‘没有听到过自治理好而国家会发生动的。’陛下所明白的，实在符合古人的理。”

据我观察各个朝代兴衰更迭的变化，发现自古以来每个帝王都是承受天命创下基业的，都是用武功与谋略使各路英雄归顺的

贞观十年时，唐太宗问侍从的大臣：“在帝王的事业中，创业与守业哪件事比较艰难？”尚书左仆房玄龄对答说：“国家开始创业的时候，各地豪杰竞起，你攻破他他才投降，你战胜他他才屈服，这样看来，还是创业艰难。”魏徵对答说：“帝王的兴起，一定是在前朝衰的时候，这时推翻昏的旧主，百姓就乐于拥，四海之内也都会先后归顺，这正是天授人与，如此看来创业并不艰难。然而已经取得天下之后，骄傲放纵，百姓需要休养生息而徭役没有休止，百姓已经穷困凋敝而奢侈的事务还仍然不停，国家的衰败，常常就是这样开始的。这样看来，守业更难。”太宗说：“玄龄当初跟随我平定天下，历尽了艰难困苦，多次死里逃生，所以知创业的艰难。魏徵替我安定天下，担心现骄奢逸的苗，陷危亡的泥坑，所以知守业的艰难。如今创业的艰难既已过去，守业这一难事就得和诸公一慎之才是。”

贞观十一年，特魏徵上奏疏说：

贞观二年，唐太宗问魏徵说：“什么叫圣明君主、昏暗君主？”魏徵答：“君主之所以能圣明，是因为能够兼听各方面的话；其所以会昏暗，是因为偏听偏信。《诗经》说：‘古人说过这样的话，要向割草砍柴的人征求意见。’过去唐尧、虞舜治理天下，广开四方门路，招纳贤才；广开视听，了解各方面的情况，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因而圣明的君主能无所不知，所以像共工、鲧这样的坏人不能蒙蔽他，言巧语也不能迷惑他。秦二世却居中，隔绝贤臣，疏远百姓，偏信赵，到天下大、百姓背叛，他还不知。梁武帝偏信朱异，到侯景兴兵作举兵围攻都城，他竟然不知。隋炀帝偏信虞世基，到各路反隋兵攻掠城邑时，他还是不知。由此可见，君主只有通过多方面听取和采纳臣下的建议，才能使显贵大臣不能蒙上蔽下，这样下情就一定能上达。”太宗很赞赏他讲的话。

贞观十五年，太宗谓侍臣曰：“守天下难易？”侍中魏征对曰：“甚难。”太宗曰：“任贤能，受谏诤，即可。何谓为难？”征曰：“观自古帝王，在于忧危之间，则任贤受谏。及至安乐，必怀宽怠，言事者惟令兢惧，日陵月替，以至危亡。圣人所以居安思危，正为此也。安而能惧，岂不为难？”

则思江海下百川，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想谗邪则思正以黜恶，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因怒而滥刑。总此十思，弘兹九德，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则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争驰，君臣无事，可以尽豫游之乐，可以养松、乔之寿，鸣琴垂拱，不言而化。何必劳神苦思，代下司职，役聪明之耳目，亏无为之大哉！

太宗手诏答曰：“省频抗表，诚极忠款，言穷切至。披览忘倦，每达宵分。非公国情，启沃义重，岂能示以良图，匡其不及！朕闻晋武帝自平吴已后，务在骄奢，不复留心治政。”何曾退朝谓其劭曰：“吾每见主上不论经国远图，但说平生常语，此非贻厥孙者，尔犹可以免，”指诸孙曰：“此等必遇死。”及孙绥，果为刑所戮。前史之，以为明于先见。朕意不然，谓曾之不忠，其罪大矣。夫为人臣，当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匡救其恶，所以共为治也。曾位极台司，名崇重，当直辞正谏，论佐时。今乃退有后言，无廷诤，以为明智，不亦谬乎！危而不持，焉用彼相？公之所陈，朕闻过矣。当置之几案，事等弦、韦。必望收彼桑榆，期之岁暮，不使康哉良哉，独于往日，若鱼若，遂于当今。迟复嘉谋，犯而无隐。朕将虚襟静志，敬伫德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