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东西，看完这部电影以后我好难过，非常沉重，我觉得她们的爱情是那么的沉重、那么的崇高。从那以后，我感觉到任何感情都是可以有诗意的。这个导演也是在我们的学校，这个学校非常自由，是一所艺术学院，常常涉及到这方面的争论。

当然我也碰到过这样的事，事后人家告诉我，我才知道，我挺受感动的，因为她们很沉默，并没有干扰过我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自己多了一份感触，多了一份人家对我的关爱，没有什么不好的。所以我想在自己的作品中写出我的感受、写出我对这种感情不怀偏见的探讨。

记者：能谈谈你当兵的历史吗？

严歌苓：我12岁到西藏当兵，对我来说是用8年时间换来了铁的意志。而且我很小就去当兵，结束了我的市井生活，并且接触到的是最辽阔的东西，这对我的身心和气质都有很大的影响，特别是我在创作中带有一定诗词色彩，这些都是受当兵时的影响，在我脑子里出现的都是壮阔的意境，摆脱了小女孩的那种纤细的情怀。

记者：那时你就发表过一些诗吗？

严歌苓：那个就别提了，非常臭，现在看来就不叫诗。不过人总是要经历那样一种失败过程的。

记者：你的父亲和爷爷都是作家吧？

严歌苓：我爷爷是出国留学获得的博士学位，也是作家，这一点和我有些类同，我爸爸没有出国留学，但他也是作家。

“诺贝尔文学奖”非常政治化

记者：上海留给你什么样的回忆？

严歌苓：我虽然出生在上海，但我离开上海太早了，现在好像没有什么感觉。上海就是上海，北京就是北京，各自有自己的城市特色。对于我有过多年的军营生活来说，那种军人所具有粗犷的性格还不同程度地存在于我的身上。北京虽然冷热不均，但我更适合在北京生活。我家五代上海人，可我真的对上海没有太多的感觉。

记者：你用双语写作的最大体会是什么？

严歌苓：我觉得两头都够不着（笑），一边觉得要是用英文写就好了，又想用汉语写一遍，可是汉语给忘了，还是用英文写好。大概是要度过这种不伦不类的阶段吧，我觉得英文写作越来越自由，再说写了那么多的剧本。

记者：在写作之余有哪些爱好呢？

严歌苓：我喜欢养动物，我想到非洲去养马，还喜欢长跑、看好看的书、看电影。在好莱坞有一大好处，就是新片一出来就单独给我们放，通知我们去看，因为到年底的时候要评最佳编剧，是为了让我们更好地了解从而争取我们的投票。11月份我回去后，天天晚上看好看的电影。

记者：对于文学界都普遍关注的诺贝尔文学奖，你是怎么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