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直到1960年调离那所小小的专科学校，总算没有被划为“右派”或准“右派”(内控“右派”)，据她自己后来讲，简直要算一个奇迹。因为到后来那位主持校政的个男人，简直本不需要你有什么言论表现，他就像到菜园里大葱一样，需要几便几…他是上级规定的指标右派“大葱”并且由于他本人对“大葱”有着特别的嗜好，因而他还要尽量地超额，更可怕的是尽全校教职工一百多个人，说据敌人只占百分之一、二、三或多到五的估计，被的几率只有二十分之一，但他却把光单集中到有大学学历的那二十来个知识分上，因而阿置在这个范畴内，被的几率便达四分之一…

阿那几年一直生活在一极度的内心恐怖之中，而开会时上课时劳动时乃至走路时吃饭时上厕所时还都不能从脸上从嘴里从姿上透丝毫的内心迹象。她记得有一天傍晚，她打完开提着瓶往宿舍走，在甬路上望见那主持校政的个男人正在二十步开外同人事谈，她忍不住朝那边一瞥，而手里弹着烟灰黄牙着烟雾的领导也恰好朝她一瞥，那目光的短暂接之中，她的心不禁猛地一，因为她觉得对方分明是一类似揣一揣瘦的屠夫的光，阿后来跟他讲到这细节时一再申明，她说屠夫不是一隐喻，不带反抗或控诉的彩，甚至不带贬义，那是指作为一正当职业的屠夫，那样的屠夫本应有那样的职业光，她到恐怖，是因为她自己作为大学毕业生(不仅是本科还是研究生)的罪孽重，或者换个比喻，她自知是菜园里已经无可奈何地长得大的葱，要它的人望它一并不意味着罪恶，倒是它自己应知自己的命运本应如此…

如今再回细想，他就理解阿假期回到北京家中时为什么寡言少，为什么无论什么事都缺乏兴致，为什么晚上洗脚一双脚泡在里许久，其实都凉了，她却还坐在小板凳上，两只胳膊肘支在膝盖上，双手托腮，就那么样一坐坐许久…

生活条件相当艰苦，这对于阿来说都算不了什么，她读过苏联小说《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她作过更加远离北京更加艰苦的思想准备，而她青的火焰本也是一定可以战胜地域的穷僻和生活的艰苦的…使她冷下来的原因是她忽然遭遇扑面而来的生活利爪和人的狰狞…

在大的社会境域之中，每个人所的小社会境域倒并不都是一样的情形，犹如一场大雨过后，有的地方积着很的，多日不，有的地方变得泥泞不堪，而有的地方却只不过上一阵，很快燥如初…他记得，表田月明她们那个设计院，似乎就没那么恐怖，至少从表的谈吐和情绪上，可以看来她自没有什么危机，也对院里所发生的事情能够比较松弛地认同。有一个星期天她又摇摇摆摆地来到舅舅家，他和母亲——就是她舅母——都对她说：“真不巧，崩龙珍才走…”她便毫不大惊小怪地对他们说：“怎么，她自己

那王老师是教电工学的，她用完全符合电学原理的万无一失的方法电死了自己，她那张凝固着极度恐怖和痛苦表情的脸如一凌厉的闪电，击碎了阿心中由《幸福生活》之类的东西构筑成的心灵支，大概就在那一瞬间，阿结束了她纯真的青期，她的内心里后来究竟是些什么，变得不可测，而显来的，则是遍清凉后的沉静与冷漠。

那是一所小小的专科学校，教职工合起来只有一百来个人，阿报到后一回到堂打饭，见到别的教师自然都甩着小辫快地打招呼，而刚涮完饭盒回到宿舍，同宿舍比她早分来两年的王老师便神张地告诉她：“你可不能这样！你怎么能和右派分打招呼，还凑到一块儿吃，还说笑…”阿吃了一惊，忙向她打听哪些人是右派分，并牢牢记在心中：那个看起来慈眉善的老儿是，那个衣衫上打着补丁总着旧制服帽剪短发的胖女人是，那个白净脸的镜的是，那个看去像个农民坯壮的原来教政治的竟然也是…

阿刚去那学校时，反右斗争刚卷过第一波，还没教完一个学期，便接着有第二波、第三波，最惊心动魄的是同宿舍的王老师有一天在批判别的右派分的大会上也被校领导了名，虽然没有立即宣布她是右派，但那无异于政治上的死刑判决，散会后回到宿舍阿不知是跟她说话好还是不跟她说话好，而王老师一张脸不仅变为了抹布般的污灰，也简直不敢让自己光同阿接，两人同一屋，只有坟墓般的寂静…阿心里怦怦，走宿舍，怀着一颗求救般的心去找校领导，一个瘦的右上有个疤痕的牙齿发黄的男人，问他自己该怎么同王老师相，那男人厉声地指示她：“监视她的一言一行，随时向组织上揭发汇报！”阿一步步仿佛脚踝上拖着铅块般地走回宿舍，心里想：王老师这人是很愿意革命的呀，她过去的言行我不知，来学校以后她的言行我实在找不右的问题，而从今天起她本就没有了言和行，我又如何揭发她汇报她？…阿到了宿舍门前，拉开门——她发了一声无法忍住的尖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