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在七十年代中期，中国的家还没有广泛地使用电视。那时候。我家里有一台比较级的俄式无线电收音机，每天清早七钟，我父亲便气愤地准时打开收音机听新闻广播，同时宣布了全家起床的号令。这时候，索菲亚罗兰就会安静地坐到收音机前来，一动不动地倾听每一条消息，并毫不掩饰地表示自己的喜悦或愤怒。它是家里除了我父亲之外第二个关心政治的“人”听完了新闻节目，往往是一段固定的乐曲，这是索菲亚罗兰最喜的节目，收音机里一唱“东方红，太升，中国了个泽东…”它便兴奋地随着曲调“喔…喔…”地引吭歌。

父亲的叫声像一声响雷过来，我本能地闭了一下，很怕那声音击中我的睛，成为那样的一只睛的人。

关于要我将来嫁个好男人这件事，我记得特别清楚。

但是，她终于没能使它苏醒过来。

我不知的这些老理有什么科学据，就装作没听见，继续把筷掉到地上。但是，我的确不是存心的。

“拗拗，听话！”

她最终的离开，使这个家像一个活人渐渐停止呼一样，慢慢停止、消逝…

我说“爸爸为什么要她走？”

说，傻拗拗，长大了要嫁个好男人，就不会受苦。

受爸爸的气。

有一次，大约是在七五年底或七六年初时候，新闻里播诵完

我说，等我长大了，我要让他受苦，比如T老师那样的男人。

我说，等我长大了就去找你的男人，我要他赔你的那一只睛。

我在心里默默分析着爸爸让离开我家的原因。这使我想起了另外一件事情。在我尝试喂养麻雀之前，我曾在家里养过一只小狗，因为它的嘴很大，双的睛格外温柔妩媚，一白的净而贵。我和妈妈就给它取名为索菲亚罗兰。索菲亚罗兰从小就非常聪明幽默，表现定不移的立场和果断的判断能力。但是，它的参与意识过，凡事都要表态，这决定了它的命运的不祥。

往往在星期天早晨，我起床后就找不到自己的鞋了。因为在前一天晚上，我和母亲商量第二天去公园游玩的时候，没有考虑到索菲亚罗兰。所以第二天清早，它就会把我的鞋藏起来，然后卧在我的床边，等待我醒来后发现鞋的失踪，以显示它的重要和不可忽视。

母亲不说话。

我迟疑着脚步，扯扯母亲的衣袖，怯怯地小声说“妈妈？”

对我的家的价值，是我长大之后才领悟到的。她默默无声地为着这个家的“荒地”除草、木，她持着用汗使这片荒凉的废弃之地变成田庄，她在这里永远旋转着她的围裙，日复一日地、不知疲倦地重复着日常琐碎的劳作。她不停地为这个家献上筵席，慷慨地喂养着它，试图使这个家的生命之光，能够在她的劳作之下存活下去。她在这里丢失了她自己，她可以读这个家里的所有无声的暗语和符号，她为它奉献了全的力。

“在等着和你告别呢。”母亲继续搂着我往家里走。

我磨磨蹭蹭“为什么？我不想让走。”

那时候，我有一个吃饭时总把筷掉到地上的病(这个病一直延续到现在也没能除)，一顿饭吃下来，总要换两双或三双筷，因为我的兴趣完全没在上。我总是一边吃着，一边东望望西瞧瞧，吃一会儿就把筷放在碗上，手里拿起边的一本什么书或者什么好玩的东西，看上一会儿，再接着吃饭。吃一会儿，又停下来，把筷放在碗上，手里又拿起什么。屡次三番，心不在焉，碗上悬放的筷不免被碰到地上。每每总是再给我拿来一双净的。便叨叨我说“攥筷攥得近，将来嫁得就近；攥筷攥得远，将来嫁得就远。你呢，脆把筷到地上去，这么漫不经心怎么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