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铭那边沉默了两秒，然后传来一声低低的笑：“汪总放心，我最擅长这个。资料发我手机。”

门关上的时候，我把公文包放在桌上，转过看着金丽丽。她站在门，手里攥着稿纸，指节发白，不敢抬看我。

然后我把信纸翻过来，看着空白的那一面，从笔筒里一支钢笔，拧开笔帽。

“没、没有，”她摇，摇得很快，“她离职之后就再也没联系过了。”

我把策划案合上，扔了屉里。

“汪总，今天上午有个会，”她的声音有些发，“关于法律援助那个系列，苏静走了之后，这个系列还要不要继续？”

我笑的是那两个字——“尽快”。这个词多好，既表达了促的态度，又没有任何实际的时间承诺。“尽快”可以是一天，可以是一周，可以是一个月，也可以是永远。只要我愿意，这个“尽快”可以无限期地拖延下去，拖到苏静不得不亲自来报社办手续，拖到她不得不站在我面前，拖到门关上的那一刻——

金丽丽从她的工位上站起来，手里拿着一沓稿纸，朝我走过来。

桌上有一份金丽丽下午送来的材料，是关于法律援助系列报的后续策划案。我翻开看了几页，苏静的名字在文件中反复现——这个系列是她一手策划的，每一个采访对象都是她联系的，每一篇稿都是她写的。

“金丽丽，”我叫她的名字。

电话响了三声，那边接了。

第二天的编辑气氛有些奇怪。从我走办公室的那一刻起，我就觉到了一异样的安静——不是正常的安静，而是一压抑的、绷的、像是有什么东西在酝酿的安静。几个编辑看到我走来，立刻低下假装忙碌，脸上的表情不太自然。

“是我。”我吐一烟，“有个活儿。”

“开会讨论。”我推门了办公室，金丽丽跟了来。

窗外的天渐渐暗了下来，城市的灯火一盏一盏地亮起。我站起来走到窗前，燃了一烟。烟雾在玻璃上凝成一层薄薄的白雾，透过那层雾看去，楼下的行人变成了模糊的影，像里的鱼，游来游去，不知自己正在被谁注视着。

“你最近和苏静联系得多吗？”

她抬起，神闪烁。

“汪总您说。”

“是吗？”我笑了一下，走到她面前，离她很近，近到能闻到她上那廉价的香味和她张时分的汗混合在一起的气味。“金丽丽，你跟了我这么多年，应该知我最讨厌什么。”

“一个人，”我顿了顿，“一个女人。不用动她，帮我盯着就行。她住在哪儿，去哪儿，见了谁，和谁在一起——我全要知。”

挂了电话之后，我把苏静家的地址、男朋友武正军的工作单位、以及苏静平时经常没的几个地，一条一条地发了过去。发完之后我把通话记录和短信都删了，然后把手机揣回兜里，转过回到办公桌前坐下。

“大铭。”

我走到自己的办公室门，没有立刻去，而是转过，扫了一整个编辑。所有人的目光都从我的上弹开了，像撞到玻璃的苍蝇，四散而去。

了纸张本的气味之外什么味都没有，但我还是在那个签名上停留了很久，手指抚过“苏”字的最后一笔，指尖在纸面上来回挲，像在抚摸某看不见的质地。

我拿手机，翻到一个号码——大铭，一个曾经因为诈骗罪坐过牢的人，现在靠帮人收账、讨债、一些见不得光的事情过活。我和他认识有几年了，偶尔会请他一些事情，比如吓唬吓唬不听话的广告客，或者帮我“理”一些麻烦。

“我知，汪总。”她的声音在发抖。

我把信纸重新折好，放回屉里，锁上。

签上自己的名字之后，我盯着这行字看了几秒，然后笑了。

我在空白写了一行字：“请苏静同志尽快办理离职手续。汪显声。”